二次房改的重点是公平

　　全国各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，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感受到房奴的压力或蜗居者的困窘，高房价业已成为牵动庙堂与民间，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了。尽管我对目前房价偏高有过许多批评，但我还是愿意正面评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房改。

　　如果没有基本内容为“三改四建”的第一次房改，(即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性的旧体制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住房制度。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，积极推进租金改革，稳步出售公有住房，加快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建设。)那么今日中国广大城镇特别是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西安这类大都市的居民将是何种居住条件呢?

　　我想起我1993年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，去人艺观看的第一场话剧就是引起轰动的《旮旯胡同》，这台戏活生生演出了北京市民居住空间逼仄的现实。我当时心里很灰暗，真不知道在这个超大城市里，何时才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住房。因为我了解到我的那些年长的同事，从住集体宿舍到结婚分一间筒子楼而欢天喜地，再到儿女出生、熬到一定的级别能和别家合居一套房。等到自己能有一套小两居时，往往一头青丝已染霜，少小儿女已成人。

　　应当说，第一次房改实施近二十年来，中国房地产市场被激活，住房的建设速度、人均居住面积的增加数量，远远超过了建国后的前四十年，这样的成就是不能抹杀的。这一次房改虽然解决了效率问题，可到后期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最大的问题是显失公平。刚刚闭幕的全国“两会”上，30余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深化二次房改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议案，已经列入本次人大会议正式议案。议案核心内容是，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，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，供应对象是中等收入家庭，根本目的是解决夹心阶层的住房问题。我的理解是，二次房改的重点应当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其公平性，公平性是衡量二次房改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。

　　要保证第二次房改的公平，遏止住房价暴涨，纾缓普通居民被高房价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困境，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，要以法律和政策为导向，敢于向房地产市场的既得利益群体开刀。做到这一点，殊为不易。

　　在今日略显畸形的房地产市场中，谁是最大的得利者?是那些因房价飞涨而日进斗金的开发商?还是买了房子没多久倒手出卖大赚一笔的炒房客?或是因土地出让价格高涨而得利的地方政府?其实要判断并不难，我们看房地产市场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?不是建筑材料而是土地，那么谁控制土地谁就是房价高涨的最大得利者。而第二次房改必须要由各级政府来主导，来推动，一项要改掉自身利益的改革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　　许多地方政府依赖于“土地财政”早不是什么秘密，因土地交易官员落马的新闻也不少。从利益的层面来分析，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拆迁、征地，让开发商来建楼盘出售，而对经济适用房、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不积极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往，当一些地方政府“公司化”了，逐利当然是它的第一选择。那么要让一些地方政府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“公司”，回归到真正为纳税人服务的政府，光靠勇气胆略还不够，还需要恰当的制度安排。

　　这种制度安排首先要解决地方政府高度依赖“土地政策”的财政困境，没有卖地收入，这么多公务员，这么多公共事业，要钱，钱从哪儿来?尤其一些地方的其他工业、农业和三产并不发达，那么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蛋糕更公平?这就牵扯到税制改革甚至是更深层次的改革了。其次，就要解决对公权力监督难、监督软的问题，使反腐败真有成效，斩断《蜗居》中的“宋思明”和房地产商之间的权钱利益链条。若做不到这两点，那么第二次房改，能否真正体现其公平性，不容乐观。 (十年砍柴 知名网评人)